据悉，贵州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《贵州省道路运输条例(草案)》，《条例》包括，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罢运。（2008年11月26日《贵州都市报》）

    也就是说，等到《贵州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真正生效的那天起，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尽 管遇到天大困难，尽管有很重要的私事，尽管赔了个底朝天，尽管身体不允许等等，都得按时营运，否则就是罢运行为，相关部门就会按照《贵州省道路运输条例》里的相关法规处置你。

   很明显，贵州省相关部门是受重庆、三亚、永登等地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得到的启发，作出如此“未雨绸缪”的上策。重庆、三亚、永登等地出租车司机罢运的原因基本如出一辙：出租汽车租价不尽合理、“加气难 ”、非法营运、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存在矛盾。而贵州的客运行业是否也如此这般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在相关的法规里做出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罢运的规定，远比客运行业本身存在诸多问题要恶劣得多，因为这番规定不仅侵犯了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经营权，而且已经触动了他们的人权，这样的规定终归不得人心。

   罢工权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。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“有权罢工，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”，要求缔约国尊重劳动者的罢工权。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通过了联合国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。在我国，只有1975年、1978年两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，其余宪法都没有罢工权的规定。然而1992年制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中有指出，“企业、事业单位发生集体停工、怠工事件，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……”其中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可以理解为罢工，因此，这一法律被认为默认了罢工权，我国因而有了所谓“隐性罢工权”。如今，贵州的相关部门擅自做出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罢运的规定，显然从侧面挑衅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。

   近年来，客运行业的黑幕对公众来说并非新闻，早在几年前就被众多媒体曝光，成为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。但数年后，因为难以厘清政府与客运公司的利益纠葛，这看似清晰无比的客运行业问题，却一直未能解决，加上客运业主与政府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途径，使得各种矛盾不断积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政府部门继续游离于外，而且还规定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罢运，那么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权益和话语权从何说起，是否意味着他们只能把诉求当成被打掉的牙齿往肚子里咽。在当前客运行业已经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，政府部门不能再当“甩手掌柜”了，更不能对罢运事件一禁了之，那样只会火上浇油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