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怀有对国家和民族负责，对学生的安全负责的观念，自然就会产生安全标准。

　　有关校车的技术质量标准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，十个部委带领中国的客车企业参与制定。但却吵得厉害。首先是部委的官员意见不一，一位发改委的官员主张“因地制宜”，不能采用硬性标准，美国标准也不能搞。另外有人主张尽量靠近美国标准。技术条件好的企业，主张高标准，差的则嚷着说不行。

　　中国的高速公路不比美国差，中国的官车可以从美国进口，学生车为什么不可以参考美国那一套呢?如果美国太奢侈了，要“因地制宜”，但也必须是积极地从当地情况出发，有效听取公众意见，制出“宜”来。而根据国情经验，“因地制宜”往往成为肢解国策的借口：地方官员觉得有“宜”的，就“制”，否则，就是什么都不做为宜。

　　如果校车一事要能“积极地因地制宜”，以目前中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，参照美国标准的校车不仅有可能，而且马上就会有着落。美国校车的安全标准是什么，暂且不论。应该说，校车的技术标准，首先是一个政治责任的观念标准。如果怀有对国家和民族负责，对学生的安全负责的观念，自然就有安全意识，也就会产生安全标准。

　　实际上，美国校车的技术标准只是一方面，美国校车为什么是最安全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首先应该“参考”的，是这样的责任标准。可是，我们的官员一说提高校车安全标准，就说“没有条件”，就说“增加了贫困地区的负担”。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，连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基层官员，都已经享受了十来年免费公务轿车了呢?他们坐进口车的时候，情况就很相宜?

　　何况，校车如此重要，使用率如此之高，一辆校车接送几十位学生上学，而是一辆公车接送一位官员上班。想想中国的公务员无论远近，必须按级别坐公务车上下班的盛况，跟学生没有校车上学，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。这充分说明，校车问题，首先是责任意识问题。

　　即便对于中国西部的贫困地区来说，只要有了责任意识，也就有钱了!这并不是说要他们拍卖一部分公务轿车，而且是说他们本来就有钱!你不要说地方政府都欠了银行大笔债务，你要说，这些债务并没有影响官员们的好日子。你需要考虑一下这个因素：目前，西部的贫困县，差不多一年也可能卖出上亿的土地款，这些钱多用于养官，或其它堪称奢侈的地方，为什么不能挤出一两百亿买校车?

　　说到具体的校车安全标准。如果美国校车的长鼻子，事实上关键时候能够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，代价可以降到更小，为什么不可以采用呢?我想，如果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的孩子也跟当地市民的孩子一样，在当地学校上学，地方官就会说，进口一辆美国校车来使使是很“相宜”的。

　　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在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国家，说到校车，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，第一幅图景却不是孩子的美好生活，而是产业，是“分蛋糕”。邀集一伙客车厂商来商量校车安全标准，这不太地道。这标准不就是要他们遵守的标准吗，凭什么要跟他们商量，他们说不行不行了?老鼠说猫不能跑得太快，猫就慢点走?

　　但有关部门常常就是这么干的。在由少数几个巨头垄断的行业，这也简单，把他们找来耳语一番，“听证”就算完事。可是，有能力生产客车的厂商太多了，技术能力相差较大，他们之间没有统一标准，于是，厂家吵起来来了，说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分一杯羹。看来，有关方面要协调它们，还得费一番工夫。

　　校车安全技术标准，多少带一点专业性，有关方面应该组织专家和民意代表去讨论。可是，有关方面找来的专家，也是来自某家企业，代言某家企业的!为什么专家不是来自相关研究机构，大学的相关专业?可以假设，即便主持制定校车安全标准的企业是“最好的企业”，代表这家企业的专家是“最好的专家”，也不是安全保障。牛奶制品的安全质量标准就是中国“最好的企业”的专家们制订的，但他们违背这些标准来，才更“专业”呢。

　　区区一个校车安全标准，并不是修订宪法，也没有技术复杂性，只有一点并不直接的利益相关性，就可以搞得纷争四起，久久不能定夺。倒是长期以来，广大乡镇，也包括地市州级城市，没有校车，没有校车安全标准，大家倒还安之若素。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